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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探寻国人家谱寻宗路:20多年前家谱是一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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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探寻国人家谱寻宗路:20多年前家谱是一种禁忌

admin   楼主 2016/7/8 13: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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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国人家谱寻宗路:20多年前家谱是一种禁忌

家谱寻宗 家谱寻宗

  家谱寻宗

  重建家风的坐标

  对家庭、家族的信仰,是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也是民族的文化特质

  文/山旭

  中国人的完美世界从来不在天国,而在家庭。

  如辜鸿铭所称,在中国“真正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相应的真正组织——是家庭”,而且“在中国的国家信仰里面,让人、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启示之源,真正的动力是‘对父母的爱’。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教会,说:‘爱基督。’”

  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说:“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义,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也。”

  类似的意思,在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体系中,则表述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虽然历经革命与立新,但即使在传统文化最低谷的时期,对于家庭和家风的信仰仍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底层。

  如今,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对家庭、家族的信仰,作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精神特征而再度得以申张和发扬,并彰显为民族的文化特质之一。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以伦理和家风——它在很多时候直接表现为家族法——维系,其社会基础是宗族式家庭。如学者余世存所形容,当下中国的“家”已经从传统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

  至于陈寅恪所称赞的“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第一,当今世界已无“士族”“家族”根基,其次,经过数十年西学东渐、国家变化,也很难有“学业之因袭”。

  于今日中国生成现代家风,既是情非得已,亦是情势使然。

  现代家风,必然无法脱离中国传统的家族、家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复苏的一个表现,就是渐渐地重新燃起了对家族的认同。千百万人奔波于华夏各地,联络宗亲。

  这种文化认同,是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之外建立的新身份认同。它又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链接,完整构成了一个中国人自大而小、由国到家的坐标系。

  在中国,没有一部家谱不会牵连国运兴衰、不以大时代变迁为背景;也没有一部正在编修的家谱,会忽略祖先在国运中的角色。

  中国已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庞大家族为基础的社会,中国人重建家风之路也还很漫长——仅仅20多年前,作为家族、家风基础的家谱,还是一种禁忌。

  及至今天,中国人对于家谱的认识仍然模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可能还是富庶者或名门望族的专享。

  而寻根者却似乎已在追寻与恢复家谱的艰难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不过,现代国家毕竟将法律和科学、公共教育等作为治理基础,家族与家风则归结至“家教”范畴,成为现代国家国民养成的重要途径。至于在传统文化中向无多言的“自由”、“平等”等观点,则需要在现代家风的形成过程中被更多强调。

  此身何处来

  死亡,是摆在寻谱人面前的生命常态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斯璇  记者郑秋轶/山西太原  北京  山东新城报道

  甯长占倒下的瞬间,世界仿佛静止了。慌忙喂药的老伴,乱作一团的人群,身下被刨得凌乱的泥泞雪地,一切都远得不切实际。只有眼前这村碑,他死死盯着、死死盯着,再也离不开。

  上书:“明末甯姓由小云南迁至小皂,后老大、老三、老五、老六四兄弟迁此,取名大甯村。”

  甯长占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起这一幕:“那一刻,我死而无憾。”

  作为中国民间修谱人中的一位,甯长占在2003年挖出了关系祖先迁移的关键证据:被埋在地下的村碑。

  那年刚刚60岁的甯长占老泪纵横,难掩激动,心脏病复发,当场晕厥。

  人子知分晓,此身何处来。

  多少修谱人,仍走在寻根路上。

  家族的执念

  甯长占永远不会忘记那“神圣的一夜”。

  2005年,春节前的冬夜,黄帝陵的出山路黑漆漆的,只有手电筒一束孤零零的光柱,寒风卷着枯叶呼啸而过,两侧的高大松柏骤然作响,一片肃穆。

  心脏不好的甯长占再次心跳过速,强忍着脚被磨破的痛楚,和老伴牵着手,沿着山路一步一步走向几公里外的黄陵县县城。

  下午3点半,两人从1600公里外的辽宁营口赶来。为了第二天一早赶去云贵,甯长占拿着介绍信和身份证,恳求景区管理人员允许他们进入。

  此行的目的,一是为了搜集此处有关先祖的碑文,二是“身为炎黄子孙”拜谒黄帝始祖。

  黄帝陵前,甯长占虔诚跪拜,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修家谱的夙愿。老伴打着手电,他把碑文资料用相机一一拍下来。

  无车、无人,晚10点回到县城……这不过是甯长占近50年寻根历程的一个情景。临走时,甯长占带了一抔黄土,陪伴他走过漫漫寻根路。“这是给我自己的,更是给整个家族的。”

  甯长占对于家族的兴趣,源自儿时听到的始迁祖甯九德的故事。

  清顺治八年,山东天灾连绵,甯九德担里挑着儿女、背上伏着双亲,一路经过济南、天津、锦州,逃荒至辽宁营口。

  甯长占修谱以前,这些故事只在甯氏一族中口耳相传。

  “我家的家谱早已失传。”这使始迁祖那段搭窝棚居住、给人扛活赚钱、和鸡鸭同用同喝坑塘脏水的艰难岁月,在不同族亲的讲述中变得支离破碎。而且,甯长占这辈还耳熟能详,后代已难言完整。

  “当初始迁祖为了活命那么拼死拼活,你们年轻一代却一问三不知!”甯长占眼中开天辟地般的祖先迁移故事,就要这么被岁月遗忘了。“这本是我们老甯家的精神,子子孙孙就应该延续下去。”

  然而,与这个宏大愿望相比,更现实的是,那时占全村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甯氏一族虽然称兄道弟,但辈分混乱,更道不清谁近谁远。

  对于山西平原的辛存寿来说,修谱本身就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对祖先的敬重,对家族的尊重和传续。修家谱的执念,也被辛存寿认为是从爷爷那里传下的最大财富。

  “我家上一个家谱是1941年修的,修谱的人全都不在了,谱里记载的人现在最小的也已经70多岁了。”他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30年代,祖父辛兆仁联合村中最有文化的长者辛在勤,用两年农闲时间早出晚归,补上了辛氏中断的80年。

  那一代的家谱主要从碑文中找线索。

  山西的冬天漫长、寒冷、干凛。秋收结束,辛兆仁拎着水壶出门抄碑,“碑文上都是土,你爷爷得用水一点一点擦干净,再抄下来。他能认识多少字?那就描嘛。一直要抄到清明前。”奶奶摩搓着双手,不知给儿时的辛存寿讲了多少遍。

  “我父亲一度也想延续家谱,但只读过四年书,实在无力胜任。”辛存寿说,“我开始修谱时,我爸还活着,也帮我张罗统计人数、找资料、校稿子。他死前家谱虽未付印,但初稿已基本成型,他都参与了、见证了,非常满意。”

  修谱源自一次偶然的回乡聚会,辛存寿和辛在勤的孙女对于修谱的想法一拍即合,“既然爷爷做过同样的好事,这个责任就由我承担下来。”于是2001年他开始行动,“作为孙辈的我们继续来做修谱这件事,这种执著是一脉相承的。”

  “像个地下工作者”

  同样是修谱人,山东新城的王毓棠一直致力于家族仕宦史的考证。他曾整理出一本《新城王氏仕宦录》:“考取功名的有1000多人,文武进士都有。”

  王毓棠的直系先祖是王象兑。传说,他任陕西米脂县令时,李自成任该县捕快。因办事不力,李被王象兑杖责。李顿足长吁,堂瓦骤落。王象兑叹道,李非碌碌之辈!于是告老乡里。李自成起义后,下任知县被割头祭旗。

  “这一传说一直在王氏家族中流传,但未见文字记载。”王毓棠觉得,历史的神奇之处在于,“如果李自成杀了先祖王象兑,就没有我了。”

  还有五朝元老、官至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的王象乾,“曾与张居正、袁崇焕同朝为官。《聊斋》中的《大司马》也是王象乾的故事。其正史上却鲜有记载。”王毓棠告诉本刊记者,核实这些祖先为官的身份并非唯一目的,他们为官的政绩与造福一方、载入国家的历史,希望可借以引导族人。

  相较王毓棠和其他人,甯长占是中国民间修谱人中行动的先锋。

  立志捋清家史的举动始自上世纪60年代末。30岁的甯长占在先祖甯九德墓前明志:尽毕生精力,编写辽南甯氏家谱,以敬祖先。

  彼时特定的社会氛围中,甯长占开始悄悄寻访。周末独自一人骑车百里,在附近几个县挨家挨户拜访甯姓后代。

  “你太爷爷、爷爷都是做什么工作的?”相熟人家和他偷偷聊上几句,但稍微谨慎一点的,立刻变了脸色,默不作声开门送客。

  家里人更害怕受牵连,甚至阻止甯长占出门。

  “像个地下工作者。”甯长占如此形容。

  那时他调查目的很简单——先找到老家谱,这样一切就都有了参照。

  在“破四旧”的冲击中,不懈努力了两年,甯长占终于在近村一户人家得到了被“保密”的老谱——清光绪25年抄录的两本甯氏“宗祠书”,本支系始迁祖甯九德迁移东北后尚存的唯一书证。

  看到后却如冷水浇头,“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世系表,七八代人名,没有任何具体记载,还是残缺不全的。”他回忆。

  “家谱记载了家族的历史,有了家谱才能讲清本族源流,才知根脉所处之地。”甯长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真的在这世上存在过

  翻烂了书,抄薄了本,辛存寿在太原古董市场上无意淘来的一个账本中,发现了许多“我们村不知道的事儿”。

  比如,某辛氏族人金贵并未出现在本族家谱中,辛存寿却在账本中发现了此人确实存在:他买过的房子、卖过的地,和谁交易过东西,都清晰在册,甚至据此推出生卒年月和时代,“这个人物一下子丰满了,而且和整个家谱联系起来,他真的在这世上存在过。”

  无中找有、有中挖根,是每个修谱人始终不懈努力的目标。2003年冬天,甯长占终于在蓬莱市小门家镇大甯家村一位长者口中,得知甯氏来源的可能线索——大甯家村村口的村碑。

  “文革”中甯家庙祠毁坏,此碑成为甯氏来源的唯一记载。可两年前修路,村碑埋在路基里了。现在柏油马路贯通,汽车来来回回。

  为了打听村碑的下落,甯长占和老伴儿走遍了大甯家村,挨家挨户走访。直到村子外二三里的村口,一家农机修理铺店主终于确认:当年拖拉机把村碑推到了路中央,他叫了十几个人把碑拉到门口垫平土地,便于修农机。

  欣喜若狂的甯长占扫开20多厘米厚的积雪,借来店主的铁钳和锤子,顺着村碑四周挖起来。

  长1.45米、宽80厘米、厚20厘米的村碑被冻土严严包裹。两个小时,甯长占凿得手破了肉,四周土地才终于凿开了缝。

  经过两个小时擦洗,碑文重现。大甯家村和辽南甯氏的来源,终于一目了然。

  “为了找碑文记载,年近80的老太太带着我们上山看老坟。”对于寻碑,山西静乐岑城修谱人李俊崙有同样的经历。

  途中路过死去儿子的坟墓,老太太扭过头去痛苦不堪,助手的脚也被路上的野猪夹子夹得血肉模糊。

  但是,“家族的凝聚力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碑上的人物记载和我们掌握的资料出入不大,但毕竟是实地考证,更确切。这样的时候太多了。”忆起家族的团结,李俊崙感动至深。

  找历史资料不易,看历史资料更难。新城王毓棠参加修谱工作之初,难以看懂家谱里的许多字词、人名、地名、官职、制度。

  “我买来《辞海》查阅,再不解就跑去济南的图书馆请教。”从制诰、司马、三公三孤、六部五寺到科举制度的词条,他整理了整整一大本,“天天干这个,比上班还忙。每天5点起床,10点睡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电话不能停

  上考祖先可以在历史文献中下苦功钻研,下考后裔就必须通过宗族的共同努力细致统计了。

  发布倡议书,召开宗室大会,选举直系代表和地区负责人,制定调查名目,反复反馈核实信息,实地调查探访,是修谱的通常步骤。

  李俊崙厚厚一摞手札中,各式各样的纸张勾勾画画着各种统计信息。

  40个村子、120个统计数字,16次删改,24次核实,一处存疑——这只是众多统计表中最简单的一页。

  “每个支系提供信息报上来,有可能不完整,所以一般至少往返三个来回,比较符合要求了,支系自己也确定了,签字认可。”李氏宗族的调查内容细化到每一个人,统计多达14个项目,包括姓名、关系、职业、婚嫁、子女、工作情况、生卒等,甚至安葬地。

  找人,是寻谱人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情。

  “我家电可以停,什么都可以停,唯独电话不能停。光是和我有过电话记录的就有4500人,谈过话的人应该突破1万。”甯长占说,“一个月长途费四五百元,实在出不起了,电信局听说后,把长途费当市话费给我算了,还是要三四百元。”

  为了寻找宗亲,自司法机关退休的甯长占,找到辽宁省公安厅,请求营口信息管理中心帮助通过系统找寻。

  一遍遍说明来历、一次次表达请求、一道道请示,最终公安部批复赞同,省公安厅协助甯长占通过内网解决了寻人问题。

  我们没有家谱也能活啊

  “你爸是干嘛的?”“农民,在生产队干活。”“干什么活儿?”“生产队养猪的。”“他是饲养员吗?还是买卖猪的?还是搞饲料的?”这是甯长占调查采访时最常见的问与答。也是所有修谱人最普遍的问与答。

  “信息覆盖面不是那么大,收集资料速度不尽如人意,有些人不当回事儿,我们只能撇开中间人,自己去调查。”很长时间里,辛存寿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太原和榆次间,来回40多公里。

  “这个栓恒,我特意写了一句‘侍母至孝’。”辛存寿指着家谱中的一个名字说,“是说他非常孝顺。栓恒小时候,妈妈带着他和姐姐过,妈妈老了以后眼盲,她想吃冰棍,就是水里加点儿糖精、色素的那种,栓恒跑原平县里买去了。路上没有保温桶,用毛巾包着放在茶杯里,回来冰棍全化了,毛巾拧出水来,妈妈喝了。”

  辛存寿做着拧毛巾的动作,“这些故事都是我采访来的。他没有后人,如果不写在谱里,谁还知道?过几十年,谁还会记得?大家只会说,‘还有过这个人嘞’?”

  在他看来,相比家谱中一个孤零零的名字,这个记录使他可能对整个家族的风气产生影响。

  在大量的调查走访中,“大部分族人都是配合的,但一定会有人有疑虑。”“你是不是大款?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得知辛存寿的目的,对方直接发问,“现在没有眼前利益吧?将来也没有吧?我就姓这个姓怎么了,我们没有家谱也能活啊。”

  “家谱是文化资料,我们应该维护它……”不等辛存寿解释,对方摔了门。

  静夜常思故乡景

  2009年,辛存寿修谱时作了一项特别统计——老谱3152人中存世仅166人。家谱尚未付印,又有老人作古。寻根的路越走越远,人却越来越少。

  辛存寿接到辛海玄的电话时,后者已90高寿,“我要和你一起做这个家谱,我要做你的助手。”辛海玄离乡45年,村中甚至不再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思乡情切,耋耄老人写信给辛存寿述离乡经历。一封信就要写三天,手抖得不行,停停写写、写写停停。

  信起头,“存寿”、“春寿”、“纯寿”……类似的名字写了五六个,“对不起,年纪大,电话里听不清你的名字。你了了我的心愿,我非常感激。”他在信中对辛存寿说。

  “我给他的诗添了这句,‘静夜常思故乡景,一草一木总沾怀。’他非常高兴。”辛存寿指着家谱里海玄的那页。家谱6月印毕,转年元月辛海玄离世。

  死亡,是摆在寻谱人面前的生命常态。这也是让众多寻谱人焦急的地方。时不我待,甯长占常常担心,“百年作古”后家谱的传续、家风的传承何在?

  对于新城王氏宗亲会的每一位,家风是每人手中一本实实在在的书——先人王渔洋所著《手镜》。

  王渔洋,原名王士禛,曾获一代诗名,驰骋文坛,为官也是“一代廉吏”。

  《手镜》便是王渔洋之子赴官之时,得到的父亲嘱托:“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勤慎检点,”出游低调不扰民间,宴会早赴早散不得夜饮,钱粮多寡俱要批回清楚,“必实实有真诚与民同休戚之意,民未有不感动者。”

  318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否为官,《手镜》中王渔洋的传教家风,仍被族人传咏。

  它在清明祭文中,被王毓棠与族人同唱为:“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这些期望,也存在于甯长占的《辽南甯氏家谱》,存在于辛存寿的《山西平原上院辛氏族谱》,存在于李俊崙的《陇西家乘续修静乐岑城李氏族谱》,存在于千万中国人曾经消失的家族记忆中。

  而寻找这些家族记忆的人,仍在路上,未曾停歇。

  中国家谱沉浮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谱牒大量流传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谱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领先我们的”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斯璇  记者于晓伟  葛江涛/北京  太原报道

  中国的领导人们,从未否定家谱和家族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1957年,毛泽东于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

  到“文革”之前的1964年9月,他与毛远新的谈话中亦提出如下逻辑:“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体和国家。”

  不过,这种对于家谱、家族以及作为其精髓的家风的尊重和提倡,作为一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其动因,“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如今,在对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宏大命题之外,千百万中国人对祖先的追寻,恐怕更多是为了寻找自身精神与灵魂的归宿。

  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被东亚同文会带走的家谱

  中国近代史行至甲午,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组织就开始在中国收集包括族谱、地方志在内的信息。

  及至中日战争爆发,家谱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内容,“晋中祁县一个王氏家族,老家谱极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画像,非常珍贵。日本人得知了,金钱诱惑、武力威胁,就为了得到这一本家谱。”李吉说。

  总之,“日本对中国家谱非常关注。”他说,“尤其名门望族的家谱里,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民族学,无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国,家谱是最主要的渠道。”

  在战争中流往日本的中国谱牒难以数计。李吉说,一个数据是上世纪60年代日方统计的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所藏中国家谱,总计1600余种。

  1960年,中国学专家多贺秋五郎根据日藏中国家谱,历时21年编成《宗谱之研究》,那时的中国甚至都没有本民族族谱研究书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谱牒大量流传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谱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领先我们的。”李吉说。

  日本不是孤例。据称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国家谱约1.7万种。

  当时有一位常州巢姓企业家编修家谱,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家谱总目》发现,只有犹他家谱学会藏有清代编修的巢氏家谱。他找到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建华帮忙联系该学会复制一份。

  李吉说,据专业人士估计,目前国内公藏族谱总量不过3万种。

  “右派”能写进家谱吗

  1978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迪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作为中华历史遗产的谱牒文化重新评估。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档案局牵头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收藏单位所藏族谱进行摸底统计,除部分单位未来得及整理上报,全国公藏族谱、家谱有18562种。

  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

  每忆及此,李吉便心潮澎湃,“之前30年中从未如此提及,这个文件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谱牒的高度重视,是谱牒文化正式解冻的官方信号。”

  不过,政治环境的宽松并未加快家谱复苏的步伐。国家性的谱牒研究机构迟迟未有起色:国家档案局心存余悸,难以牵头组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调查族谱,只是建议地方学术机构试办。

  恰逢此时,两封信引起了山西省对家谱的重视。1985年,“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市长,要求查找始祖王子乔的资料。次年,国务院侨办又转给太原市一封“泰国王氏宗亲会”来信,要求查证始祖来自南京还是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组织专门人员调查收集资料。此工作引起了国家档案局的注意。经过他们建议,1988年,由山西社科院牵头,中国谱牒研究会筹建成立,当代中国谱牒文化全面复苏。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家谱专家胡德向本刊记者回忆,进入上世纪90年代民间修谱开始出现萌芽,当时有很多人找他咨询如何修家谱,“都还不敢张扬。”

  1993年,有位老人找到他,拐弯抹角地讨教:家里有一个人是在1949年后被判刑的,还有两个于“文革”期间被划为右派的,能写进家谱吗?如果写进去,有关部门会不会来家里“抓人”?其修好家谱后也不敢出版。

  不过,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方对民间修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修谱最先形成气候的江浙一带,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率先复苏的区域。

  “一些南方省市的传统宗族制度很发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向本刊记者介绍,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都是“文革”后最早开始重修家谱的省份。其中一些比较正规的家谱延续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基本脉络和体例,很多新修家谱加入了女性记载。

  华侨带动的家谱复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认为,“文革”后对家谱价值的重新认识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学术界,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家谱拥有许多其他类文献没有的丰富史料,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同时,“儒家文化里很多优秀的思想都在家训中得以完整保存。”陈建华告诉本刊记者。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们寻根问祖的第一手资料。

  由此,海外华人的寻根带动了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轮修谱热。

  改革开放初年,诸多海外华裔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乏显赫一时的政要人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加州州长骆家辉、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香港商界巨擘霍英东、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等。

  “一直到1995年,中国谱牒研究中心成立7年,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海外华裔。”李吉回忆。

  寻根服务之所以主要针对海外归国侨胞,与现实利益分不开。例如1984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回宁波老家祭祖时提出看家谱,当地有关部门临时为他复印了一部,还提前修好了包家在“文革”被破坏的祖墓。

  为此,包玉刚很受感动,先后捐资数千万元,帮助宁波大学和北仑港的建设。

  由此,沿海一带省市对家谱的评价渐趋正面化。

  “当时沿海一带正在招商引资,海外华人回乡祭祖,按照政策地方上应提供一定方便,也是向在‘文革’期间对他们的族谱等保管不善表达一种歉意。”常建华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化很深,诸如安徽刘邦的后人、凤阳朱元璋的后人,回故乡投资,办厂子、修公路、办学校,政府当然支持了。文化交流多了,地区经济也提高了。”李吉说,“那时的寻根就是文化认祖,血缘不一定找得到。但他们有这样的文化认同。”

  家族的荣耀

  但民间修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理想。“1984年的文件是文化系统内部文件,民间寻谱仍不能端上台面,就算宗族想修谱,开始也只能靠海外宗亲组织出钱、政府出头支持。本地人出头是会担风险的。”李吉回忆。

  1995年,四川一位农民非常热衷续修自家家谱的农民被公安机关以搞封建宗族活动为由逮捕。李吉拿出国务院的有关通知致函公安机关,他才被放了出来。

  李吉认为,“南方的宗族观念比北方更强烈,家谱毁坏程度也远不及北方。他们修谱一般出于两个心理:一个是光宗耀祖,一个是为后世积德。”

  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评判一个地方宗族制度是否发达的标准主要有祠堂、族产、家谱三项。与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统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较简单的祖先图像。

  “编修家谱尤其是创修需要有经济基础。”陈建华说。

  此外,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就是“家里出了名人”,“比如省长甚至镇长,为了光宗耀祖修家谱,那绝对是不差钱。”胡德说。

  比如他曾参加江苏武进一个张姓家族的颁谱仪式。该家族共104人,出了好几位厂长、镇长,仪式上很多人来捧场。

  正式的颁谱大会上,众人按照家族辈分,上台签字领谱。签字时要签署一份“公约”,明确规定要把家谱保管好,如发生遗失、虫咬或私自变卖,都有相应惩罚。

  “是否举行颁谱仪式与该家族在当地的地位和经济条件有关,”胡德说,比如仪式前要连唱三天戏,晚上还要在稻谷场上放电影,经济条件差些的也许只聚在一起吃顿饭。

  修谱的生意

  随着民间修谱意愿的高涨,修谱逐渐商业化,成了一门生意。

  成毓升家的山西尚知堂家谱坊创建于1980年。那时他父亲在创业浪潮中从纸浆生意做起,“做纸浆,要收废品,这过程中就不断收集到了许多老家谱。”成毓升向本刊记者展示着当初收来、如今已破烂不堪的旧家谱。

  “人们听说你手里有收来的谱,就跑来借去看有没有与自己家相关的。可很多时候看不懂。我父亲是北师大毕业的,人们就来求助于他,他也乐意帮忙修谱。渐渐地口碑相传,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他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前来求助修谱的人无以为报,于是背来米、面,甚至烧酒。成毓升的父亲因此觉得这门手艺做下去,“家里的生计一定不成问题”。

  如今,成毓升提出“幸福定制”,为客户量身打造家族故事。“我们修谱虽然是生意,但是没有定价。”

  在北京中关村,同样做家谱生意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创始人涂金灿的电话也总是响个不停。

  “最近几年家谱大热,业务根本做不过来。”热衷于修家谱的人多是离退休的老人,“北京有200多万离退休老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家族文化情怀。”他对本刊记者说。

  “尤其是2000年以后,民间修谱大热。一个企业家不修谱,村里老人家都会给你找麻烦,挣了钱你为什么不修谱?”李吉说,仅在常州市300多个姓氏中的280个都修了家谱。

  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对把家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内容,显示出越来越高的热情。

  在仅0.3平方公里的无锡惠山古镇,政府投资25亿元,对118个祠堂和81个姓氏文化进行修复。

  “以1993年为界,这之前上海图书馆每个月只能收到一两部家谱。”胡德总结说,“现在每月都能收到几十部。”

  谱牒文化大热,民间修谱热情高涨,看似大好的形势,李吉却仍有所担忧,“谱牒是专门的学问,过去有谱师,现在大多是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毕竟不是专业人士,知识储备参差不齐。”

  而比续谱存伪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家谱牒研究的断层。“学校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学生也不爱学。我们老一辈学历史出来的半路出家做谱牒研究,晚年有了一定研究成果却无奈后继无人。”李吉感慨道。

  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如今也名存实亡。“其实1992年我们已经不再展开实质性工作,民政机构每年要我们有20万元才允许活动,但我们没有资金。”李吉说,“研究会没有了,从事谱牒研究的老一辈也快死光了,刊物停办了。其他地方也不愿意弄这个,太麻烦。”

  余世存:我们需要现代家风

  有专业眼光、专业态度、有科学理性精神,这些要求比较适合现代素养,是我们现代家庭比较欠缺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渠魁/北京报道

  学者余世存每次把父母从湖北随州老家接到北京,都会遭遇烦恼:两辈人常常一言不合就闹得不可开交。

  地坛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内,余世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此评价说:“中国人既没有与陌生人建立起很好的群己权界关系,也没有同亲人建立正常的边界关系。”

  2009年,余世存在母亲逝世后开始追忆父母与家族命运的书写。这部分内容被他纳入了2014年出版的《家世》之中。他在书中论述世家大族时就提出:“我们太缺少足够的个体精神营养,这其中就有家风家教的匮乏。”

  在余世存看来,个体精神的营养匮乏与“私”之间彼此影响,中国人一直没有处理好它们,也滞后了现代家风的形成。

  从离家到回家

  《瞭望东方周刊》:写作《家世》主要想传递什么?

  余世存:这些年中国社会发展得太快,提倡追慕时代风气,提倡所谓的成功等等,但中国人的个体情感认同、情感归宿始终是一个很大的空白。

  我只不过想找个更好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家族文化确实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还有就是家族文化从“五四”以来被妖魔化了,过于看重压迫性的一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家族文化对人正面的东西。

  概括起来说,中国人从清末民初以来是离家出走的,现在则是回家。就像特蕾莎修女说的:“回家,爱你的家人。”回家对自身的教育是最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回家是回到传统吗?

  余世存:传统只是一个参照。除了我们敬佩的百年名门世家的成就以外,我们也知道巴金他们对自己家的仇恨,因为家族的压抑和束缚太重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和我们的亲人建立一种良性的关系,没有必要亦步亦趋传统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家风到底是什么?

  余世存:家风是家族代际之间共同形成的一种氛围和环境,它追溯起来是能让人追溯到的。比如有的家风非常严格,有的明确写着后代子孙不得为官,为官者不得进祠堂。

  现代人的家风,则应该是现代人相互之间形成的关系,而不是教条式的、条目式的东西。当然教条式、条目似的东西也可以存在,只是要么是德高望重的长辈立规矩、后来子孙愿意遵守,要么是家族中互动出来的一个东西。就像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父亲也从自己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相互的。

  欠缺现代家风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应该怎样互动?

  余世存:比如以前我有个朋友,以前他是一个极端的受鲁迅影响、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现在他又把传统文化放在头顶,又觉着传统文化好得不得了、美得不得了。他讲他参加农村的葬礼、酒席,礼仪的讲究,形式感非常崇高。这是一种极端的态度,应该有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

  我们不能先有结论。应该发自你的本心,平等地与它互动。只有互动才能理解,才能与亲人、家人建立起一种在现代社会立足,又非常美好的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在《家世》中你写了17个家族,你最认可什么样的家风?

  余世存:林同济家。林家是传统向现代转化得比较好的。多数家庭在教育孩子时要求积德行善,要有敬畏之心、要读书,一般对孩子的要求都在很粗浅的层面上。但是林家要求子女要有专业眼光、专业态度、有科学理性精神。这些要求比较适合现代素养,是我们现代家庭比较欠缺的。

  小家庭可以有小家风

  《瞭望东方周刊》:相比这些大家族,一般的小家庭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而且传统家风形成的客观条件是家族的流动性不强,在今天流动的社会下,它如何凝聚?

  余世存:这取决于家中的长者,家的性格特征取决于他们对家的期许。我也遇到过80后年轻夫妇,回到家把手机放一边,各人看各人的书,以此来影响孩子。小家庭的生活如果是健康良性的,新的家风就会慢慢形成,而不是从传统大家族中寻找,我们自己能够创造新的家风。

  社会越来越需要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怎么做、怎么展开就要看社会化的力量了。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年轻女性从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得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里面,相夫教子。比如周末时,妈妈带孩子去购物中心、图书城、体验馆,还有一种是在公益慈善平台上把有相同知趣的孩子和母亲组织起来,经常让她们聚会分享家庭教育的经验。这是社会层面上的一种实现机制,当然也需要历史传统的机制,只不过现在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

  《瞭望东方周刊》:在《家世》中,你特别写了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你提到这个拜金的家族人生是古典保守的。这是你有意对现实中国的财富人群的批评吗?

  余世存:对,但并不限于此。其实我还是看好这个群体的。2014年我主持过一个节目,主题是财富传承,都是家境比较好的“80后”与父母的交流。至少参会的那些孩子依照父母的要求,进行了拓展训练,被送到国外读书,接受西方的理性训练。这样回来接班父母企业的时候,不仅所想的是在父辈基础上怎么再创辉煌,而且还认为要有能力把父母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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